举例来说，在法律关系的理论视野之下，行政法不再只是控制行政之法，而是调整行政与人民关系之法。
他们的观点直到目前仍未被撼动。2007年，新司法部创建，替代大法官承担对法院、缓刑和宪法事务的管理责任。
它经常制定一些法律，以确保欧盟机构此前的决定被清楚地理解，并在整个联合王国得到全面执行。联合王国显然缺少一部单独的、法典化的宪法文件，它能简短地安排主要的规则与规范以便能够创建一个合法的政府，并使之运行。然而20世纪晚期，这两个令人欣慰的信念已经成为担忧和辩论的对象。在这些年中的大多数时候，他出任外交大臣而非财政部第一大臣。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实际上占据了宪法法院的职能。
（43）个人议案成为立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几乎与所有其他发达世界的宪法不同的是，英国的宪法是不成文的、习惯和非法典化的。如今，行政强制法草案已进入审议阶段，行政程序法也开始起草。
\r所以，行政复议法如果修改，要把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必须进一步改善行政复议制度，完善行政复议的公正性的形式和实质，获得更多人对行政复议的认可和信任。突出的一点是，「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的任务，都是由政府主动提出的。从条文来看，1999年的《行政复议法》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进行监督，而在程序公正的设计方面稍有欠缺。只有公开，才能进一步推动法治建设。
单行法律规定的某些具体制度可以与行政程序法典不一致，但是不能突破行政程序法程序公正的规则底线。从现在的发展来看，英国的行政裁判所越来越向司法体系靠拢，在普通法院之外形成专门解决行政争议以及与行政相关的民事争议的行政裁判司法体系。
可以说，至少在观念上，所有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有了依法行政的意识。公正性不仅是实质上的确实公正，而且应当是人们「看得见的公正」，要在形式和程序上体现出对公正的保障，能够为人们所信任。现在来看，除了湖南以外，已经有好几个省级以下的地方进行了行政程序的立法工作，这些都为中央立法积累了实践经验，使将来全国性的行政程序立法能够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可实施性。此外，对于行政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管辖权争议）以及一些特殊行政行为的程序规定（比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实践中不可能做到单独立法又无法归入其他单行法律中，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中一并解决。
这样处理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单行法规定程序性规则，最后几乎把行政程序法典架空。正常情况下，行政机关与公民发生的行政争议，大多数都会通过行政复议解决，复议受案数量应该远远超过行政诉讼。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关于中央立法，可以考虑的一个途径是，先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时机成熟以后再上升为法律。
我们知道，行政法学界一直在呼吁一部专门的行政程序法。通过解决行政争议实施监督。
当然，这个前提是行政复议必须是公正的，可以作为司法的第一个阶段来看待。可以说，几部重要的行政行为的单行法律中都有程序上的规定。
思路是这样，但具体操作并不容易。进入 应松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法 。将来，行政收费法等实体法律也有待制定。这为公民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要求来依法行政提供了制度基础。1990年《行政诉讼法》生效实施，1993年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依法行政。行政程序法典与单行法大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这样既不至于束缚地方或部门立法的积极性，也不至于把行政程序法最后架空。
《中国法律》：您刚刚提到行政程序法的起草工作。200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把要求依法行政的重点放在了基层政府，这是依法行政建设的基础问题。
1997年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治国方略被提出，2004年国务院公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一是把行政复议看做是解决下级行政机关与公民发生争议的渠道，从这个方面，对行政复议的首要要求就是公正。
任何解决纠纷、矛盾的机制，其核心和灵魂是公正。但是具体到特定的部门或地方，可以有更加细致的规定。
只有公开，社会民众才能明白政府在做什么。行政程序规则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已经进入审议阶段的《行政强制法（草案）》也制定了专门的程序性规则。国外也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
因此，如果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修改，可以将司法解释中成功的经验吸收到法律中，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第二，作为地方立法，《湖南行政程序规定》跟实践的结合比较紧密，可以看成是法典性行政程序立法在地方的试点，其意义超越了一个省的范围，也为国家层面的行政程序制度建设作出了贡献。
另外一个角度是，把行政复议视为解决行政争议的第一个阶段。目前，行政复议法的修改虽然还没有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但我们还是可以先做各种准备。
这是各个国家共有的一个经验。因此，行政程序法的立法非常必要。
此外，由于行政复议比行政诉讼有更宽的范围，这部分能不能也纳入诉讼，都是还在考虑的衔接问题。《中国法律》：如果说行政程序法规定的主要是行政行为的事前事中程序，那么《行政复议法》是否可以看做是对行政行为的事后救济？听说《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您能否谈一下该法修改的方向？应松年：《行政复议法》在1999年颁布，同年10月即开始实施。行政机关有了一个明确的法律参照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法律的要求。从《行政诉讼法》本身来看，修改的重点比较多，但是《行政诉讼法》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司法解释相对较多，行政诉讼中的很多问题在司法解释中已经获得解决。
第一，《行政诉讼法》出台后，行政法的立法工作迅速展开。我们现在的思路是：把行政程序法典定位为基本法，就是说，行政程序法规定的是最低限度的公正行政程序制度，是公正程序的底线，是行使行政权力时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规则。
总的来说，对法治政府的建设我们还在继续推进中，并且有所成效。例如，北京市公安局对各公安分局的行为作出复议决定，如果都是复议机关为被告，那么此类案件将集中于西城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公安局在西城区）。
《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后，考虑到当时仍缺乏规范政府行为的一些带普遍性、共同性的法律，立法机关计划首先对市场经济影响最大的行政行为进行立法，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收费法等，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律》：在进一步推进行政法治建设的进程中，从立法的角度看，您认为目前有哪些工作是亟需去做的？应松年：现在最重要的是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以及《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